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服务，也叫会议速记服务、会议现场记录服务、会议现场速记服务、同声速记、同声速录等等，都是一个含义。会议服务是把会议发言者的语音信息，实时将稍纵即逝的口语转化成书面语言。

高端客户：全国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全国政协  外交部  商务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务院台湾办公室 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  北京市政协  北京市发改委  北京市经贸委  信息产业部  民盟中央  民建中央  九三中央 中国残联  北京市残联  国家专利局  国家版权局  国家新闻总署 人民日报  中国证券报  中国税务报  北京青年报  新京报  中央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  凤凰卫视 人民网  中国网  新浪网  搜狐网  北青网  卓越网  TOM网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华夏银行  开发银行  中远集团  中国移动  中国网通  联想  索尼  诺基亚  IBM  SUN  ORACLE   博鏊亚洲论坛  中国经济50人论坛 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年会  企业家顾问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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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速记业用指尖开掘的金矿

台上，一位专家正在慷慨讲演；台下，两名同声速录师的指尖在速录机上飞快地敲击着。专家话语未落，他的精辟观点已经出现在每个关注者的电脑屏幕上。这样“神奇”的场景，如今已频繁出现在各种会议论坛、网络直播、法院庭审、采访谈判中。而制造“神奇”的新行当———“同声速记”，因其高效而实用的服务，越来越受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商业公司、门户网站的关注和欢迎。
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场合开始依赖于电脑速记，会议、审判、网站访谈等，均需要及时地进行文字记录、处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天各类会议达上万场，如果其中的30%%有速记需求，就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专业的速记服务。

北京是国内速记业的发源地，现在平均每天就有两三百场会议，而以上事例只是从业者的缩影。这些人在中国加起来才不过万人，达到高级水平的不足百人。相比之下，在美国，该领域人数已达百万。国内媒体还将此业评为中国十大新职业之一，颇显尴尬。

无比广阔的市场

中央电视台一部短片即将播出，但还没来得及加上字幕，负责人向速录公司紧急求助，因时间紧迫，速录员来不及赶到，便通过电话听短片解说词，同时在速录机上飞快地敲键。10分钟后，这段8分钟短片的解说词已通过电子邮件发回电视台。

此场景对电脑速记工作者来说，是见怪不怪。因电脑速记自身具有的先天优势，使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凸显。

早在1997年，最高法院发文，向全国法院系统大力推广使用中文速录，实现庭审记录计算机化。现在不少地方政府已作出规定，要求会议应有详细记录，以免在传达时出现信息失真。这背后所孕育的商机则不言而喻。相比而言，民间市场更像一块“冒油的肥肉”，此起彼伏的展会自不必说，蓬勃兴起的网络业，像嘉宾网上聊天、重大事件和体育赛事的网上直播等，都会请专业速录师。比如新浪，忙的时候，一天就有七场网上直播。目前，社会各界对速记的需求越来越大，国家重大会议和大型机构与媒体都在请专业的速记人员为他们做现场会议记录。比如“两会”期间及政府召开各种大型会议，还有像中远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招商银行等大型企业的内部会议，商务谈判、广告策划等各种各样的大中型会议，速记也有大量的需求市场。在媒体方面，如新华社、电视台的现场采访和记录，特别需要速记工作。另外，还有各大网站，比如人民网、新浪网、东方网等的嘉宾聊天，都需要速记做文字直播。总之，经济越发达，对电脑速记的需求也越大。

速记服务日进千金

目前，速记服务的酬金为每天1000元—1200元人民币。一个高级电脑速录师，每月的收入平均在4000元至5000元之间，业务高峰期可达到上万元。在双手击打键盘时，显示出来的不单是汉字，还有money。速记行业发展前景看好，“速录师”这个职业已经正式纳入国家职业体系。2003年7月24—25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在北京召开国家职业标准审定会，通过了《速录师国家职业标准》，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颁布，而明年4月，将首次进行相关的资格认证考试。

速录师与打字员不同。他们的区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速录员是进行语言信息记录，而打字员是以文字信息为主要录入对象。作为一名打字员具备每分钟录入五六十字的速度就可以了。作为速录员，录入的基本速度是每分钟180至220字之间。另外，作为一名速录员，不光要快，还要有一定的心理素质和知识水平，最好还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因为工作忙的时候，可能会经常奔波于各大会场，甚至是全国各地。一座待发掘的“金矿”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国内电脑速记市场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处于待挖掘的“金矿”位置上。国内电脑速记业最发达的城市——北京，每天二三百场会议，据估算，一年下来，“蛋糕”至少是8640万元，而目前这些会议中，真正使用电脑速记的还不到1／10。速记公司因人手有限，就连这1／10都满足不了。分析结果表明，北京现有的速记公司甚至连手上业务量的1/10都吃不下。在没有进行任何市场开发的情况下，北京好几家速记公司的年营业额已超过500万元。无怪乎，有从业者说：“人才培训和资本投入的速度还跟不上我们敲键盘的速度。”

国内速记公司很多是双线经营的，即既为外面的客户提供速记服务，又面向业界人士提供速记培训。他们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教练员的举措，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据了解，国内的速记公司，大都不是苦于无市场，而是苦于无人手。

由于市场是在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形成的，需求市场的一下子壮大和服务市场的长期人才真空，形成巨大的供求缺口。很多速记公司知道从市场上找人才是不现实的，于是，它们一方面不断接业务，一方面又必须对外培训招生，而这种培训的目的是能培养一些自己公司适用的人才。

在毛主席身边当速记员的日子

她叫王玉哲，是第一个坐在毛主席身边做记录的速记员
“我们国家一穷二白，像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记录并把它整理出来的第一人也是王玉哲
在毛主席身边当速记员的日子 在大连南山街的一处普通民宅里，住着王玉哲老人。很多人不知道，干了一辈子老编辑的她在年轻时曾经做过一份特殊的工作——给毛主席当速记员，这份工作让她一生回味。记者在听她讲述那段经历之前，老人先拿出了一沓横格纸、一支削好的铅笔，认真地演示起了当年的速记符号——“‘毛泽东’就是这样写，‘逝世’就是这样写，‘30周年’就是……”这些像豆芽菜一样的线条，或高或低地分布在横格纸上，打眼一看，密密麻麻地有点像“天书”。记者不认得那些符号，只从老人下笔的迅速、熟练，就可想像她当年的速记速度。
“主席说话语速适中，富有节奏，比较好记；记周总理的讲话也容易，但是彭真的山西话最不好懂……”王玉哲老人一件件地触碰自己人生中尘封已久的往事，特别是回忆和毛主席接触的点点滴滴，她依然非常激动。随着她娓娓道来的讲述，我们仿佛也被带到了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岁月。

秘密派往中央 担任速记员
1952年秋天，刚满16岁的王玉哲还是沈阳女三中的一名普通学生。就在准备上高中的时候，组织上通知已是团员的她成为“青年学生参军参干”的一员，到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机要速记班学习。“我当时也不清楚什么是‘速记’，只是知道这是一项很光荣的任务。整个东北总共选了不到20人参加。我想，组织上找到我，可能是我当时写字比较快还是名团员的缘故吧。”
王玉哲介绍说：“速记是一种用特别简单的记音符号和词语缩写符号迅速记录语言的方法。符号的设计，各家不同。”她学习的是汪怡速记法，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内部的各大重要会议记录使用的都是这种方法。汪怡速记法是一种音节直配式汉语普通话速记法，音符总数397个，是由6张不同方向的叶子图形分出来的速记符号。她当年参加培训班，从最简单的汉语拼音a、o、e以及阿拉伯数字1、2、3开始学起，一遍遍重复地练习，直到能读、会写那500多个线条。学习班毕业后，王玉哲开始为当时东北局政府的各大重要会议做记录。
1954年，全国开始撤销各大局，当时在东北人民政府以及东北局的很多年轻人就被组织保送去上大学。一心想继续读书的王玉哲，天天等着上级下发的保送通知书。可是，她盼星星盼月亮，等来等去也没见到通知书，眼看着局里的年轻人基本都有着落了，渴望上进的王玉哲再也等不了了，她找到领导问清原因。原来，组织一直没有安排她去上大学，是因为有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在等着她——去中央办公厅做速记员，但是一定要保密。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了，只有18岁的王玉哲心里乐开了花。

为做好速记员 模拟领导人讲话
来到中央办公厅报到后，王玉哲接受了更为严格的训练。以前在东北局工作时，她的速度为每分钟170字左右，只能应付一般语速的记录，并且还只能听懂标准普通话发音。考虑到中央领导人的说话方言比较多、会议记录任务比较繁重，王玉哲继续努力着。除了研究学习领导人的不同方言外，每个成员还会轮流模拟领导讲话，其余的人在下面记录。
在实际会议记录中，速记工作往往遇到许多困难，主要是理论、知识和语言方面，如历史、军事、文艺、古文等都可能碰到听不懂、记不下的情况。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如记不下来，事后不可能再问。所以，要求速记员加强学习。此外，对保密、纪律方面的要求也很严。速记员使用的稿纸都标有编号，不能随便丢弃，即使是平时练习的纸张，也要统一上交、集中销毁。遇有任务，不能随便打听内容，听从速记室安排。一般是两人一班儿，由于精神高度集中，必须记半小时换一次，以便赶快整理成文稿，会后两稿合成一份较完整、准确的稿子。速记稿不保留，因为别人看不懂。如果是毛泽东讲话，稿子翻译整理出来以后，先由各层领导逐级审查核实，最后将定稿工整地誊写后放入中央办公厅的资料室存档。
王玉哲回忆道：“毛主席的乡音较重，开始听不懂，不好记，后来听熟了，觉得挺有节奏感；彭真的山西话实在不好懂；谢觉哉的湖南话也不好听懂。不过渐渐地也就适应了，后来我的速度提高到每分钟220字，可以灵活应付一切会议记录了。”
王玉哲和毛主席第一次的近距离接触是在1955年的那次全国政协会议上。除了速记工作，王玉哲还在礼堂签到处担任迎宾员。
“那时由于各位首长需要出席的会议很多，为了方便统计每次会议到场的人员名单，中央办公厅发给首长们一沓像现在的饭票一样的出席条，每到一处会议，就撕下一张，然后写上名字交给迎宾员。那天我当迎宾员时，还未见到主席的人，就远远地听到了他爽朗的笑声。随着主席的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心跳也在加速。他向我走来，不慌不忙地撕下一张签到条，工工整整地写下‘毛泽东’三个字后，将纸条递给我，并微笑着问道：‘还有什么程序吗？’我赶紧答道：‘没有了，主席。’其实，这个签到的程序，主席本来没有必要自己做的，完全可以交给秘书们处理，可是他还是亲自认认真真地完成了。临走时，他还告诉我‘你辛苦了’。听了这句话，我激动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打破速记员规定 坐在主席身边定
王玉哲与主席的第二次面对面接触还是在一次会议中——1956年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也许我们对这次会议的名字没有太多印象，但是对毛主席那句经典的“我们国家一穷二白，像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你一定不会陌生，这句话就出自这次会议，而第一个记录下这句话的人就是王玉哲。
这次会议是在下午3时举行的，王玉哲和另外一名同事一直坐在主席台的右侧轮流记录。大约到了晚上6时，会议暂停休息，首长们和工作人员在会议室外的回廊里用便餐。“当时，我正在一边吃点心一边和同事聊天，隐隐地看到远处有一个高大的身影向我们走来。看着像是毛主席，但是我没敢确定。后来那身影越来越清晰，我定睛一看：真的是毛主席！我吓坏了，因为当时我满嘴塞得都是点心，赶紧囫囵咽了下去。这时，主席已经主动伸出他那宽大的手掌和我们握手了。”
王玉哲描述着当时的情景：
“小鬼，你们多大了？来这里做什么？”
“刚满20岁，主席。我们来给您讲话做记录。”
“能听懂我的话吗？”
“能听懂。”
“我说话快吗？”
“不快。”
“听不清就坐到我身边来。”
“说完，主席就笑着走开了。一听主席允许我坐到他的身边做记录，我受宠若惊。赶紧找到办公厅的领导去请示，领导欣然应允。会议复会时，我就真的壮起胆子坐在了主席身边。只记得我一落座，主席就冲我慈祥地点头微笑。也许是受到主席的鼓舞吧，那天的会议记录我完成的非常顺利，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记录中，竟然忘记了自己是坐在主席的身边。直到会议结束时我才知道，我居然是第一个坐在毛主席身边做记录的速记员！这在以前是不允许的，而我却荣幸地成为了第一人。”
会议结束的当晚，王玉哲兴奋得一夜都没合眼。一想到主席能主动伸出手和自己这样的“小鬼”握手，再一想到能够幸运地坐到主席身边做记录，年轻的王玉哲内心激动得无以言表。那一夜，她鼓起勇气写下了人生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后来，工作出色的王玉哲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暂时离开速记员的岗位，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俄语。毕业后，她做过政府公务员，也当过记者、干过编辑，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重返速记员的岗位。
1990年，王玉哲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退休。王玉哲说：“我这一生干过最有乐趣的工作就是速记员，特别是为毛主席做速记员的那段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我这番话有点空，但是正是主席那种平易近人的处事风格告诉我做人的道理。”

速记服务市场“钱”景无限

传统的手写速记正在被电脑速录取而代之。据业界推测，武汉电脑速记服务市场预期规模可达3000万元。
日前在武汉软件职业学院举办的一次公益演讲中，我国专业电脑速录服务创始人唐可为称，速记服务市场正在成为一种新兴行业。目前，北京、上海等地的速录人才缺口上万。
传统的手写速记，记录后的稿件是一个个类似蝌蚪的符号，且需要转化为文字。而电脑速录，使用专用键盘，能保证完全与说话同步，做到“话音毕，文稿出”。电脑速录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类会议、网站访谈等。
武汉亚伟速录培训公司负责人陈顺威估计，武汉目前每天召开的有潜在电脑速录需求的会议或场合约在80到100场之间，如各类新闻发布会、产品发布会、庭审、电视台字幕等。按市场均价1000元/场计算，其市场规模一年可达3000万元。
据了解，目前在汉正式登记的速记公司屈指可数。面对巨大的需求缺口，一些职业学校如武汉市司法学校、武汉职业技术学校等，均已专门开设速录专业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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